【環球時報綜合報道】“104年后的今天，我們應回顧未能應對世界歷史之變而喪失國家主權、飽受痛苦的歷史。”3月1日，韓國總統尹錫悅在“三一運動”104周年紀念活動上宣稱，日本已從過去的侵略者變為首爾的“伙伴”。這一講話被韓國正義黨發言人金熙瑞批評為與過去“親日派”的主張相似，韓國很多公民團體和歷史學家也稱其為“親日歷史觀”。據法新社報道，根據韓國法律的規定，所謂“親日派”是指在日本殖民朝鮮半島時期獲封頭銜、逮捕或殺害獨立運動人士的人。這些人大多已經死亡，但因為種種歷史和現實原因，韓國的“親日派”并未得到徹底清算，該國親日勢力依舊強大，而這不僅為韓國的政治分裂埋下隱患，也對其外交產生深遠影響。

　　“親日派”遠遠沒有成為歷史

　　根據韓國《親日反民族行為人財產收歸國家的特別法》，“親日反民族行為人”是指在朝鮮半島逐步淪為日本殖民地的過程中，通過簽訂《乙巳條約》《韓日合并條約》等“立功”并獲得相應地位的人，在日本殖民時期當過日本國會議員、參與日本駐朝鮮總督府中樞院事務的人，以及殺害獨立運動人士的人。這里的“親日反民族行為人”就是韓奸，即“親日派”，而這些人大多已經死亡。

　　不過韓國漢陽大學名譽教授鄭炳浩2019年發文稱，“親日派”遠遠沒有成為歷史，仍在制造傷害，在首爾中心糟蹋紀念“慰安婦”受害者的“和平少女像”，在美國和日本到處宣傳“慰安婦”是假的，日本也沒有強制征用勞工。鄭炳浩所說的“親日派”是指韓國現存的親日勢力。韓國“親日派”雖然已經走入歷史，但其殘留依舊危害民間，其后代以及與其相關的機構依舊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力。

　　包括前總統樸正熙等在內的不少韓國政治精英都與日本或韓國“親日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些“親日派”還被視為“英雄”。韓國《韓民族日報》稱，韓國首位陸軍上將白善燁曾鎮壓抗日運動，是韓國親日反民族行為真相查明委員會認定的“親日派”之一，但卻因為其在朝鮮戰爭中的表現被視為“英雄”。白善燁生前在韓國得到優待，在很多與軍事有關的活動中都是座上賓。

　　被稱為“韓國三大報紙”的《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以及《中央日報》，其創始人都與“親日派”或親日勢力有關，例如《朝鮮日報》是作為韓國親日經濟團體機關報創刊的。近些年來，由韓國保守派形成的新右翼勢力根據自己的現實需要，隨意歪曲歷史，組織出版美化日本侵略、帶有明顯親日傾向的教科書。另據韓國KBS電視臺2022年報道，該國各地還保存著相當數量的“親日派”銅像，僅京畿道就有161座。

　　在遼寧大學美國與東亞研究院院長呂超看來，韓國親日勢力仍較為強大，主要通過財閥集團得以體現。在韓國，有“軍事上層親美，經濟大佬親日”的說法，即韓國軍方高層大部分由美國培植，而財閥集團大部分和日本關系密切。從歷史角度看，一些韓國大財閥集團就是在日本殖民時期發展起來的。韓國獨立媒體機構Newstapa2015年推出的《親日和忘卻》系列節目則顯示，在被日本殖民期間，“親日派”在韓國擁有大約430平方公里土地，相當于首爾面積的2/3。截至2015年，這些土地中僅有13平方公里，也就是“親日派”所擁有土地的3%，被收歸國有。

　　“獨立運動人士三代受窮，‘親日派’三代榮耀”

　　與韓國親日勢力強大的影響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該國的獨立運動人士及其后代很多都生活悲慘。韓國社會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獨立運動人士三代受窮，‘親日派’三代榮耀。”韓國時事周刊《時事IN》2008年對“親日派”、獨立運動人士以及他們的后代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實現三代以上興盛的“親日派”后代遠多于獨立運動人士后代。韓國獨立媒體機構Newstapa對1006名“親日派”的后代進行多角度調查。調查發現，在475處“親日派”后代住宅中，43%屬于首爾“江南三區”等富人區。此外，“親日派”后代很多都是企業高管、醫生等精英。

　　法新社也報道了韓國“親日派”以及獨立運動人士后代生活的強烈反差。這篇發表于2019年的文章稱，申英信（音）的曾祖父和父母都參加了抗日運動，但在韓國光復后，他們難以養家糊口。根據當地政府數據，在首爾的獨立運動人士后代中，近3/4的人每月收入不到200萬韓元（約合1800美元）。相較之下，許多“親日派”的后代都獲得了成功。被視為“賣國賊巨頭”的宋秉畯1910年時被日本冊封為“子爵”，其子曾將申英信的曾祖父關進監獄，其孫成了韓國央行的負責人之一。《韓民族日報》以韓國獨立運動人士金昌淑及其家人的遭遇說明韓國獨立人士和“親日派”境遇的兩極分化。金昌淑因受到日本殖民者的虐待失去雙腿以及兩個兒子。在日本戰敗后，他重建了韓國成均館大學，但在被政治暴徒趕下臺后，這名獨立運動人士不得不蝸居在一家旅館，他的第三個兒子也只能靠開出租車謀生。諷刺的是，在金昌淑被趕出成均館大學后，得勢的是曾在日本殖民時期擔任多項職務的李明世（音）。

　　歷史清算不徹底，美國應負責

　　從1910年開始，日本對朝鮮半島實施了35年的殖民統治。據法新社報道，反抗日本統治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始于1919年的3月1日，但該活動后來被血腥鎮壓。2019年，即韓國“三一運動”100周年時所做民調顯示，獨立斗爭是朝鮮人和韓國人民族認同的核心問題，但80%的韓國人認為，韓國從未正確對待過“親日派”問題。

　　在這背后，是美國對韓國的控制和影響。日本結束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后，美蘇以北緯38度線為界對半島進行分區占領，美國在分界線以南的半島實行“維持現狀”和起用“親日派”官吏的政策，使“親日派”重新登上政治舞臺。呂超表示，美國對于后來韓國出現的親日殖民思想負有責任。法新社稱，1948年受美國支持的李承晚上臺后，也選擇與“親日派”合作，因此對后者的清算并不徹底。據《韓民族日報》分析，在朝鮮戰爭和冷戰時期，反共被認為是韓國的最高意識形態，因此“親日派”的罪行被粉飾和掩蓋。

　　韓國政局的演變也導致“親日派”沒有得到徹底清算。有觀察人士援引美國方面的報告稱，在韓日關系1965年實現正常化前后，日本企業向樸正熙所在的韓國民主共和黨提供了大量政治獻金。從那時起，韓國親日勢力開始和日本極右勢力聯手，開始了新的親日歷程。韓國很多外交方面的專家和學者每年都參加日本財團舉行的活動，韓國三所最高學府也獲得日本財團的大力資助。呂超稱，作為日本關東軍一員的樸正熙，在戰后通過軍事政變奪取政權，韓國軍隊整體保留了日本殖民時期的舊軍人，導致韓國軍方與日本在歷史上有深刻淵源。樸正熙上臺后還扶植了韓國的財閥企業。在獨裁政府垮臺后，韓國進入所謂的民主時期，財閥和政府實際上變為相互依存的關系。正因為有上述歷史因素，韓國經濟界尤其是財閥集團與日本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日本咳嗽一下，韓國經濟就會感冒”，就是這一現象的生動寫照。

　　持續影響韓國政治走向

　　盧武鉉上臺后，韓國對“親日派”的清算才真正得以推進。2004年3月，韓國國會通過《關于查清日帝強占下親日反民族行為真相特別法》，為調查“親日派”打下法律鋪墊。2005年，韓國民族問題研究所、《親日人名辭典》編輯委員會公布首批3090個“親日派”名單。2006年，韓國政府成立“親日反民族行為人財產調查委員會”，對“親日派”的財產進行查抄。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肖夫2019年發文稱，文在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清除日本殖民殘留的措施，比如首爾斥資400萬美元砍伐了太白山國立公園50萬棵據稱來自日本的落葉松，代之以韓國本土的樹木。

　　即便如此，韓國的“親日后遺癥”也并未完全消失。“實際上，韓國的親日勢力或明或暗地持續影響著韓國的政治走向，對韓國經濟界有很強的影響力，對韓國一些民眾的影響至今也仍存在。”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笪志剛稱，在目前韓國的保守政治格局中，“親日后遺癥”還在潛滋暗長。不少韓國精英階層認為，改善對日關系有助于韓國提升外交、經貿影響力，構建更有利于韓國的同盟圈，實現韓國在區域和大國博弈中的利益最大化。日本經濟體系對韓國整個經濟架構設計的影響迄今仍非常大，因此韓國經濟界非常期待改善對日關系。歷史上親日勢力的基因和“親日后遺癥”加上現在政治精英中一些保守階層的“對日新思維”，形成一股強烈要求改善對日關系的勢力。

　　針對韓國政府提出的日本二戰時期強征勞工受害者賠償問題解決方案，近期民調顯示，59%的韓國民眾反對，35%的人贊成。笪志剛表示，雖然詬病和反對韓國政府方案的民眾較多，但這些人大多是在野黨支持者或中下層群體。35%的贊成率看起來不高，但涵蓋了不少經濟界及各領域的精英，所以此次賠償方案既有歷史上親日勢力強大基因的作怪，也有現實中韓國政壇保守化加劇，日益謀求向美日傾斜的走勢在發揮作用。

　　親日、親朝，韓國的兩片“逆鱗”

　　有觀點認為，韓國對“親日派”清算不徹底，各界未能在歷史問題上達成統一認識加劇了該國的政治和社會撕裂。法新社等媒體稱，“親日派”在韓國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問題，這些人通常被視為右翼力量，而韓國保守派也希望將文在寅等進步勢力塑造為“親朝派”。“韓國有兩片‘逆鱗’，一是‘親日’，二是‘親朝’。前者被視為保守派的先天局限，后者被認為是進步派的致命弱點。”韓國時事周刊《時事IN》這樣說。盧武鉉政府制定了“親日派”名單，而2010年，韓國民間團體國家正常化促進委員會也宣布出版由100 人組成的《親朝叛國人名辭典》（第一冊）。有報道稱，韓國前總統金大中和盧武鉉最初也名列其中，只是在公開時被臨時排除在外。自2004 年以來，清算“韓奸”已經成為韓國朝野上下的政治游戲，其概念已從最初的“親日派”擴大到“親朝派”以及任何與外國勢力有染者。呂超稱，對日本有強烈的反抗意識或者要求清算日本侵略罪行的人群，主要來自韓國中下層，還包括一些知識分子，但韓國的政治經濟大權還是掌握在與財閥相互依存的政府手中，因此在對日問題上，韓國社會的對立非常明顯。

　　笪志剛指出，不能簡單地給尹錫悅及其政府貼上“親日派”的定性標簽。在當前復雜的地緣局勢下，尹錫悅認為改善對日關系事關韓國的現實國家利益乃至民族利益，對打造自己倡導的“全球樞紐國家”、推進價值觀外交也是有利的。對于尹錫悅將韓國打造成“全球樞紐國家”的目標，呂超認為，這并不容易實現。事實上，美國和日本不允許韓國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一旦韓國影響力增強到一定程度，美日會對韓國在經濟上進行強力打壓。他表示，日本除了在政治上對韓國頤指氣使以外，還不斷試圖控制韓國的經濟發展，特別是當韓國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影響到美日的利益時，兩國肯定會出面進行干預阻止。